“产能过剩”一词,频繁见之于官方文件和大众媒体,已逾十载。 近乎腐败、维稳、房价等热词,久说不衰。 足见“产能过剩”,也成了久治不愈之沉疴。 且“过剩”之患,并非局限于个别行业,众多相当重要的行业,皆深受其害。 偶发之经济波动、一时的政策失误,已难以解释“产能过剩”的持续蔓延,只有深层次的体制之弊,才是其真正的根源。
中国特色的“产能过剩”
当前钢铁、水泥、光伏、航运等行业的困局,名之曰“产能过剩”,其实并不准确。 问题不在修辞,而在于病名叫错难免误诊。 当年名不副实的“三角债”,就把大面积的企业过度负债和偿债危机,曲解为企业之间的连环拖欠,开错了行政出手清理解套的偏方。 短缺即供不应求,乃计划经济之痼疾,而产能大于需求有所过剩,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如此方有竞争、以及竞争带来的技术进步、管理提升和淘汰落后。 欧美钢铁企业对开工不足,早已习以为常。 而当前国内诸多制造业的所谓“产能过剩”,却既非市场经济供大于求的常态,亦非经济危机期间的暂时严重过剩,而是制造业恶性扩张形成的产能泡沫,是经济方针和政策失误导致的经济结构畸形。 这一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书本所不载、别国也没有,是“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特产。
其特点是:1,极端性:国际比较的产能总体规模、供大于求即闲置产能的比例、供需涨跌大起大落的幅度和速度,均远超出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供过于求的水平。 2,全面性:“产能过剩”不局限于个别行业,而是遍及主要产出投资品的多数行业。 由此陷入困境的企业亦非少数,而是行业整体发生危机。 3,持续性:“产能过剩”并非源于外部的市场突变,也不是来自经济增长的正常周期波动。 过剩局面不会因经济周期性变化短期得以化解。 4,疯狂性:过剩行业的多数企业,面对过剩的产能,不但未能遵循市场机制、调节削减产能,直至退出市场。 反而逆势扩张,加剧产能过剩。 5,系统性:产能过剩行业的危机,其传导和波及的产业链长、影响的就业人数多,所在行业大多资本密集、又以高杠杆率扩张,巨额负债难以偿还,可能诱发包括金融在内的系列危机。
东亚发展主义和凯恩斯理论的恶果
曾任钢铁协会会长的吴溪淳先生说过一句大实话:没有四万亿投资,就没有今天钢铁产能的严重过剩。 的确,产能过剩的现实逻辑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政府片面追求发展——体制压抑了消费、净出口又不可能无限增长,只能求助于政府大手笔投资的凯恩斯理论——由此产生对投资品的一时过热需求——必然诱发投资品的产能扩张——市场被严重透支后,过热的投资难以为继,疯狂扩张的产能顿时呈现严重过剩。
中国进入新世纪十年,投资占GDP比例扶摇直上,不但近年来已突破一半、远超出日、韩高速增长时期,去年竟达GDP70%,个别省份甚至超过100%!在疯狂增速的投资拉动下,钢铁产能快速扩张。 2002年产钢1.8亿吨之后,2003年发改委开始警告钢铁产能过剩,必须加以限制。 然而钢铁行业的回答却掷地有声:市场需求旺盛,我们生产的钢材可全部售罄,并无过剩还供不应求。 到了2004年,时任发改委工业司长的刘铁男,在武汉召集座谈会,讨论“十二五”钢铁工业产业规划。 提交会议的讨论稿中,预测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最大需求和产能,数字尚不及今天实际达到的一半。 笔者和钢铁协会一名与会者就此提出意见:钢材的需求和产能,取决于政府的经济方针特别是投资规模,钢铁行业自身并无能力预测和决定。 笔者还提醒刘,鉴于宏观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规划对具体产能数字宜避实就虚,否则白纸黑字成文下发,上世纪末发改委限制发电能力后来导致电荒,当为前车之鉴。 一向自负的司长居然听了进去,定稿发文时果然回避了具体数字。 事实证明,之后对所谓钢铁产能过剩,无论如何大声疾呼、多方限制,又是淘汰落后,又是重组兼并,直至重拳整肃铁本,旺盛的市场需求和丰厚的利润,却势不可挡地掀起一场狂热的钢铁大跃进。 记得2003年宝钢的朋友曾戏言:热轧机是印人民币的,冷轧机是印美元的。 如此市场和利益格局之下,却要地方和企业限制钢铁产能,岂非痴人说梦?
在发展主义的话语中,发展是硬道理。 GDP增长的百分点,乃国之大计。 在社会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困境下,似乎只有经济高速发展,才能让人安心。 其他环境、资源、经济结构、金融安全、乃至民生福祉,皆属其次。 科学发展观固然内容丰满,但实际经济发展却很骨感,依然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速度第一的发展。 尤其是仍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政府控制主要经济资源,决定重要资源分配,而且当仁不让地以主导、参与经济活动为己任。 再加上多年来对“大跃进”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根源,并没有认真反思,更不曾彻底清算,各级官员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凯恩斯药方,正中下怀。 由投资热引发钢铁热并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是此前“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
地方政府是产能过剩的重要推手
如果说中央政府既要一手开展大规模投资、还要一手限制产能过剩,姿态纠结却也确属无奈。 那么,地方政府对大干快上、扩张产能,可就真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不过在现有政经体制下,地方政府对扩张钢铁产能的热情,也很难简单加以指责。 钢铁产业链纵向延伸从矿山到制品加工多个环节,相关产业横跨冶炼、能源、装备、物流等众多领域,对企业所在地的房地产、服务业等,也有重要影响。 可谓一荣俱荣,对地方经济贡献功莫大(博客,微博)焉。 和政绩直接相关的税收、就业等,钢铁企业所做出的贡献,也往往是所在地区的重要支柱甚至半壁江山。 更何况工程建设、产能扩张,还是政府寻租、官员谋利的大好时机。 对钢铁产能的新建和扩张,地方政府怎能不格外钟情鼎力支持?
至于项目会不会亏损,一来官员们对此本无需负责,二来听不到也不想听真话,三来他们还真的就不甚了了。 所以各地对来自北京产能过剩的警告、和出手控制的要求,自然是恕难遵命阳奉阴违。 相反钢铁项目的上马,地方政府倒是每每居功至伟。 其中的激情和努力,于防城港官员亲吻钢铁项目批文的生动表演,可见一斑。
而到了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推进钢铁项目无不大干快上气势如虹。 政府往往直接成立工程指挥部或项目领导小组,全力推进协调;出台各种政策优惠支持;有的还对企业扩能许以重赏。 发改委宣布不再审批新的钢铁项目,未批先建的西南某钢铁扩能工程,却经省领导亲自赴京斡旋,居然拿到了通行证。 其后领导亲临视察,项目建设工地扯出的大标语,正是领导的语录:再大的困难也要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干。 安徽六安市所辖霍邱县,县里本来财政窘迫,为鼓励某私企在当地投资钢铁项目,却不惜违规决定地方财政补贴其数亿元。 反之,对头脑清醒、不肯盲目扩张的企业,则施加高压迫其就范。 华北某特大型钢铁企业领导,对产能扩张至一千万吨心存疑虑,遭到手持官帽的上级警告:你们如果不能搞一千万,就让能搞一千万的人来搞!
政府官员热情空前,专家们也不甘寂寞、推波助澜。 河北本是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省份,可首钢曹妃甸项目兴建之际,以工程院领导为首的众多专家,不但论证时不吝赞美之辞,而且不断对方案加码,要把曹妃甸建成世界最先进钢铁企业,投产后要在曹妃甸召开世界钢铁大会云云。 首钢一位明白的领导苦笑言:他们不断给项目加码,可建成后企业还怎么能赢利啊!真是一语成懴,曹妃甸钢铁项目,如今已成了亏损严重、扩张失误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