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60年高端访谈·有色金属篇
不断探索艰苦创业 有色金属工业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访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费子文
2009年9月3日中国工业报记者 吴 玮
人物简介：
费子文，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副部级）。
1949年在重庆读书时，费子文就在党领导下参加了当地“反饥饿、反内战、争生存、争温饱”的学生运动和党的地下外围组织。1950年夏，受东北工业部的招聘，进入到有色金属工业系统。先后在沈阳东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吉林夹皮沟金矿、苏联有色矿山、辽宁杨家杖子矿务局大北岭矿、山西中条山有色公司和江西铜业公司等单位工作，由一名普通的矿山坑口见习技术员一步一步走到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的最高领导岗位。
1983年4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中央和国务院任命邱纯甫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任命费子文为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三年后董事会到届，总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费子文任总经理、党组书记至1994年末。
在我国现有的124个产业门类中，有113个产业都要使用有色金属。有色和钢铁、电力、建筑、机械制造、电子通讯、国防军工及许多新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密切相关，其产品种类多、应用领域广、产业关联度高，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及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8年，全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达2520万吨，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其成就之辉煌，获国内外公认。回头看看，经过战乱后的三年经济恢复，1952年全国有色金属产量仅7.4万吨，现在已是那时的340倍。形象一点说，当年的年产量大体相当于2008年的日产量。
回顾过往，我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和其它工业一样，都走过了新中国初期的恢复、建设以及1978年后的大发展这些阶段。此后，中国经济开始了伟大变革，有色金属工业也进入了最为辉煌的发展阶段。
在此后的30年中，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实现了从产品短缺到产量、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的转变，实现了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实现了从主要技术依赖进口到开始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转变……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走过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峥嵘岁月。60年前，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情形令人痛心，但在共和国成长的60年间，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者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自己的方式为共和国建设书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中国工业报记者走访了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费子文，带您回顾共和国有色金属工业60年的变迁。
《中国工业报》：您受聘于当年的东北工业部后，并没有选择留在沈阳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而是选择了条件艰苦的一线矿山，这是为什么？请您描述一下当年一线工人工作的情形，让今天的后辈们了解那些为共和国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一代创业者。
费子文：以李华（原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局长——编者注）和高扬文（原冶金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后任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编者注）等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前辈艰苦创业，为新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打下了基础。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辞世，但他们当年设定的全国有色金属工业格局，包括地质勘探、设计、科研、教育、施工和一大批工厂、矿山，几十年里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他们之后的两三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下，在国家经济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使我国的有色金属工业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受东北工业部招聘后，我被分配到了沈阳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由于感觉在机关不能把所学到的知识很好地运用，在我的一再请求下，组织终于同意我到生产一线工作。于是，我到了吉林夹皮沟金矿，在那里做了一名普通的坑口见习技术员。
那时候的矿山井下，没有任何的通风防尘和劳动保护设施，全部是干式凿岩。职工们的防护意识也比较薄弱，我现在的矽肺病就是那时候得的，这是长年在矿下工作易得的常见病。与矿山打交道的工作往往是高负荷的，我们每天在矿洞里工作好几个小时，下班回来就睡在一百多人的大炕上，半夜起来后常都找不到原先睡的地方。下井穿的衣服回来照样穿，更不能洗澡，每天的伙食就是窝窝头和土白菜。
建设山西中条山的时候，许多人都睡在荒山野岭中一些简陋的农舍。夜晚耳边时不时的会传来狼叫，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条件十分恶劣。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工作，首先从东北地区开始。1946年，黑龙江省解放区恢复了乌拉嘎、鸵腰子、漠河等处的黄金生产，并分别设立金矿局，1950年左右恢复了一些日寇留下来的冶炼企业。
在接下来的“一五”时期，有色金属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如在156项全国重点建设工程中，有色金属工业占13项。经过“一五”时期的大规模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初具规模，产量由1952年的7.4万吨，上升到1957年的21.45万吨，并拥有10万～115万吨的后备生产能力。
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组建
《中国工业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在全国展开，有色金属工业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进行了改革。作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您亲身参与了变革，当年总公司组建的情况是怎样的？
费子文：1981～1982年，国家成立过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到1983年初，由于新的形势要求，由国家经委负责，责成袁宝华、邱纯甫等同志带头组建总公司。1983年4月1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原则同意国家经委《关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报告》，决定将有色金属工业从冶金部划分出来，成立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国务院《通知》要求，总公司的组建要有新的突破，成为名副其实的产销结合、工贸一体的经济实体。总公司上收了一部分企业，并从冶金部成建制的划转了部分施工企业、科研设计院所、学校和地质勘察队伍。同时，受国务院委托，管理全国有色金属工业行业。后来，国务院又决定将有色的对外贸易从中国五金矿产公司划归有色总公司。
1983年4月4日，总公司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出席大会并讲话。他指出：“总公司的成立是振兴有色金属工业的新起点，也是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其后的十多年间，方毅同志十分关心和支持有色工业的发展，我们永志在心。
中央批准由邱纯甫任总公司的董事长、党组书记，林泽生任副董事长、党组副书记，我任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刘学新和茅林任副董事长、党组成员，王哲和朱雷任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此外，还选出孙鸿儒、洪戈等十几位同志，和上述党组成员一起组成常务董事会。总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常务董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冶金或有色的老领导，只有我是从江西调上来的新兵。
上收企业后，总公司拥有直属企事业单位321个，其中生产企业151个、施工企业16个、设计和勘察院13个、地质勘察局18个、科研院所20个、大专院校17所、供销单位23个、进出口公司36个、其它21个。在广州、南宁、西安、成都、新疆、兰州、贵阳、沈阳、昆明、南昌和长沙等地设有11个地区公司，作为总公司的派出单位。此外，还有县级以上地方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592个，全国有色职工共133万人，其中总公司直属101万人。
后经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国务院会议决定加快有色工业发展，给了总公司不少优惠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经营自主权，即由总公司统一向国家承包经营，利税上交66%、自留34%，而国家的重视使公司从机关到企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提高产量为当务之急
《中国工业报》：从江西被调到总公司任总经理，一定遇到了不少的挑战，当时在生产建设上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费子文：总公司刚成立时，大家热情很高，但面临的生产建设形势相当严峻。因为，新成立的总公司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把产量提高上去。国家批准的“七五”规划中，要求到1990年有色金属年产量要达到180万吨，后来进一步要求1990年的产量要达到200万～220万吨。
总公司在对国家实行财政上交定比包干后，对直属企业分别实行了六种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1983～1987年，企业实现利税增长约70%，而企业留利却从1983年的2.4亿元增加到1987年的9.3亿元；企业的折旧、新技术开发等四项自有资金也从6.9亿元增加到14.4亿元；职工平均年收入由937元增加到1802元。
同时，总公司还加强了与地方的合作，提出“大家办有色”的方针，广东、陕西、甘肃、四川、新疆和贵州等六个省、自治区先后全权委托有关地区公司代管他们的有色企业。北京、上海、重庆、山西、湖北、河南、浙江、江苏等八个省市，主动要求把他们的有色公司实行以地方为主总公司为辅的双重领导。
总公司对管理地方有色企业既不要编制，也不收费用，并决定每年拿出1000万元，为地方办有色矿山无偿贴息。地方的积极性提高了，也就逐步加大了产量和在全国有色金属产量中的比重。
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的积极性成为主导有色金属提高产量的主要推动力量。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2年的产量为125万吨，1983年为132.6万吨；1984年后开始以10万吨级增长，为144万吨，1985年为155.8万吨，1986年为169.4万吨。
这时，党组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提出了1988年实现200万吨的目标。经过上下齐心的奋力拼搏，1987年完成产量181.6万吨，1988年完成204万吨。这不仅大幅度提前完成了国家原“七五”计划中1990年的180万吨指标，也提前两年实现了修订计划200万～220万吨的下限。
1949～1978年，全国有色金属产量完成第一个100万吨用了30年。1979～1988年，超额完成了第二个100万吨，这被分别称作有色工业的第一高度和第二高度。在第二个100万吨完成的过程中，前五年只增长了32万吨，总公司成立后的五年增长了73万吨。这十年中，后五年的利税增长是前五年的五倍。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88年总公司开始酝酿新的奋斗目标。在1989年末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我代表党组正式提出，在1994年前后要攀登有色工业的第三高度，即与1992年相比，到世纪末的工业销售额、实现利税、全员劳动生产率、国际贸易额等方面都翻一番的目标。
就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关系逐步理顺，产量随着市场需求节节攀升。到1992年之后，总公司和我的注意力再也没有放在产量上，继1992年达到299.2万吨之后，1993年达到了343万吨，1994年达到394.5万吨，1995年一年就增加100万吨，达到496.6万吨，大大超过国家“八五”计划中280万吨的指标。总公司成立时，我国有色工业在世界各国按产量排名为第七位，六年后的1989年即上升到第四位。
投资为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中国工业报》：随着产量的不断增长，总公司根据新形势，提出了攀登有色金属第三高度的规划，具体内容包括哪些？
费子文：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量要达到300万吨的新高度；二是实现利税80亿元，经济效益达到新水平；三是要建立三个层次、三个中心的管理体制新格局；四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资金、两个市场，实现国际合作的新突破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势必还要针对承包经营、投资、地质勘探和矿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中国工业报》：以攀登有色金属第三高度为目标，您和您的团队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随着这轮改革的不断深化，有色金属工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当时您选择了哪些方面作为改革推进的切入点？
费子文：当时有色产量的持续增长，是需要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来实现的。另外，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是不讲投入与产出的。许多地方和企业千方百计争项目争投资，形成摊子大、战线长、项目多、建设资金相对不足的局面。不少项目开工后，不能按正常工期一鼓作气建起来，建成后生产单位接过去，又没有能力向国家返还资金。
以1990年的拨改贷为例，有色基建投资中拨款只占1.6%，国家低息贷款占7%，其余全是银行的高息贷款，当时总公司和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担负项目的资本金。资金由以往的全额拨款变化到以贷为主，生产企业、设计和施工单位的思想观念一时很难转过来。有的设计单位做可行性研究，只要给钱一律可行；只要生产企业提出要求，往往同意一再增加预算。有的施工单位只图揽活儿，项目愈多愈好，只撒网不收网。有的设备制造单位粗制滥造，更缺乏良好的售后服务，设备投产后常常不能正常运转。
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体制的弊端，所以总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较早地在全系统实行了生产企业的业主负责制来改革投资体制。具体做法是，由总公司授权业主对设计、施工和设备制造等单位实行招标，撤销原有的独立施工建设指挥部，由业主负责贷款和还款。这项改革的阻力很大，但我和党组特别是分管基建的副总经理态度坚决，下面只能照办。
发展铅锌铜奠定行业基础
《中国工业报》：您和您的团队提出的“优先发展铝、积极发展铅锌，创造条件发展铜”的发展规划，深刻影响了今天有色工业的发展，也为现在有色金属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当时提出这一方针的背景是什么？
费子文：优先发展铝、积极发展铅锌，创造条件发展铜，根据市场需求发展有色金属的方针，在总公司成立前后已经大体确定，后来又加以修改和完善。这是根据国家和市场需要、国内矿产资源状况、现有企业布局，和行业发展的外部条件等来制定的。
当时，我国铝的人均年消费量只有0.5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日本的1/40，美国的1/50。在十几年的410.28亿元的基建投资中，铝工业为179.1亿元，占43.65%，为各品种的第一位。新增氧化铝能力194万吨，电解铝60.5万吨，铝加工21.3万吨。除扩建了原有的郑州铝厂、山东铝厂、贵州铝厂、青铜峡铝厂、华北铝加工厂、西南铝加工厂外，还新建了山西铝厂、中州铝厂、白银铝厂、青海铝厂和平果铝厂等。这些项目都是成功的。
技术改造战略的成功实现
《中国工业报》：在提出对具体矿产品种支持的同时，技术改造也被总公司列入优先发展的范畴。据了解，自总公司成立起的十几年时间里，技改投资累计达到544.06亿元，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57.01%，极大增强了老企业的活力。当时选择在技术改造上下功夫的出发点是什么，又是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
费子文：总公司直属的150多个生产企业中，不少企业由于装备和工艺落后不能达标达产。如果对某一个或几个工序中的薄弱环节加以技术改造，就可以达产甚至大幅提高生产能力，这些改造往往花钱少见效快。如葫芦岛锌厂的锌产量由6万吨增加到14万吨，只花了2.2亿元，西北铅锌冶炼厂新建15万吨锌项目则需要9亿多元。山东铝厂的氧化铝由35万吨增加到50万吨，只花了1.37亿元，而山西铝厂新建20万吨氧化铝项目花了8.5亿元。
当然，从有色工业的全局看，必须逐步建设一些新项目。有的新项目是为了给以后扩建打基础所以需要多花一些钱，但新项目和老厂改造的投资不能作简单比较，要实事求是。而在扩大生产能力的过程中，优先从老厂着手无疑是正确的。
在技改和基建项目陆续发挥作用、总公司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各企业同心协力，以及改革开放形势带动的共同作用下，有色产量在1992年达到299.2万吨，比原定1994年达到300万吨的目标提前了两年，实现利税则迟后一年，即在1995年达到95亿元。
风口浪尖上的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工业报》：1988年末，公司党组正式提出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总公司内部逐步形成三级管理、三个中心的经营管理体制，您和您的团队又一次站在了改革的风口浪尖，对于这次管理体制改革是怎样设计的？
费子文：提出这个设想有四个针对性：一是改变总公司对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实行集中管理的传统做法。实践证明，总公司没必要什么都去管，既管不好也管不了。二是加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当时有的企业不经批准将大笔资金向外投是不允许的，因为企业并不是投资主体。三是明确指出联合企业和独立大型工厂下属的工厂矿山或分厂，哪怕规模再大也不是法人，纠正当时在“权放基层”的名义下企业利润中心的多元化，出现上百个银行户头的混乱现象。四是指出今后总公司不能继续保持150多个生产企业的户头，必须进行优化组合，直到几十个甚至十个左右。这样，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提高了，总公司缩小了管理幅度，工作效率和活力必然增强。
之后，总公司守住决策和投资中心这个底线，大事请示国家，许多经营上的权力下放企业。企业向外自行投资的现象有所收敛，但仍未完全杜绝。企业下属单位的生产成本中心确立了，但企业集团的组合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总公司的管理幅度还是很大。这个构想曾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也广在有色系统中流传。
1993年，党中央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指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现有全国性行业公司要逐步改组为控股公司。”总公司抓住这一契机，于当年末正式向国务院呈送了进行控股公司试点的申请报告。报告同时提出，筹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使总公司政企分开。
我离开总公司后得知，国务院曾一度批准有色总公司试办控股公司，但后来由于其它原因夭折了。而三个层次、三个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和两种资源、两种资金、两个市场的利用，则牵涉到总公司内外的种种因素，虽然有所进展但未能完全实现最初的设想。
国营矿山模式己经走到死胡同
中国工业报：听业内的前辈说，您很重视有色金属矿山的建设，是什么原因让您如此关注矿山建设？
费子文：上世纪90年代，转产分流、主辅分离成为时髦名词。全社会不同性质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纷纷甩掉负担，企业办社会一去不返。在有色行业，矿山的转产分流也被逐步提上总公司的重要日程。
当时矿山的强烈呼声是，国家对矿山增加拨款投资，提高矿工工资待遇，给矿产品提价，为矿工在农村的家属转到矿山落户（即农转非），对待业青年大招工，等等。这些要求直观上看合情合理，但完全属于计划经济的模式，不符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
我在江西铜业公司工作期间，曾对澳大利亚矿山作过两次长达四个月的深入考察，到总公司后，又曾多次访问西方的工厂矿山。对比起来，我国矿山有其深层次的矛盾，如果只迎合上述呼声去解决问题，只能是饮鸩止渴，加剧恶性循环，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从矿山的根本入手进行变革。
有色工业是以开发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为起始，再行冶炼、加工的原材料工业，因此，矿山是有色工业的基础。如果按矿山、冶炼、加工等工序划分，在全部基建投资中，矿山为37.84%，占据首位。只要是资源可靠，有开采价值，总公司便立即着手扩建或新建，包括德兴铜矿、安庆铜矿、金川二矿区、锡铁山铅锌矿等17座矿山，只可惜资源不足建得少。当时用了很大精力解决矿山问题，虽然有一定成效，但远不圆满，我感到非常遗憾。
总公司直属的151个生产企业中，88个是矿山企业，加上联合企业所属矿山在内，共有矿山127个，职工36万多人，占总公司直属单位职工的三分之一。有色矿山多处深山老林，且90%是地下开采，条件艰苦，负担重，效益差。我在矿山工作30多年，深有体会。矿山是总公司内的弱势群体。但是，矿山不发展，有色工业就会陷入无米之炊的发展境地。
1986年末，党组决定第二年夏天召开矿山工作会议。1987年1月、2月、3月和5月，我四次带队共用52天时间，到23个矿山和18个地质勘察队和勘探现场进行考察。虽然不是很深入，但从宏观上初步掌握了共性问题。当年7月，在杨家杖子矿务局召开了全国有色系统的矿山工作会议，会上统一了认识，认为矿山面临严重的问题，一是资源枯竭，品位下降，生产能力急剧减少，统配矿山70%进入中晚期；二是矿山人员多，劳动生产率低，并且社会负担重，平均每三个职工担负一名离退休人员，每五个职工担负一名待业青年，盈利矿山只占37.5%，亏损的占39.1%，其余在盈亏线上挣扎；三是大量农民进入矿区乱采滥挖。
会议明确指出，矿山建设的传统模式，是使矿山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其表现一是产品单一；二是用工固定，新工人一开始就捧上铁饭碗直到老或者过世，家属的就业和子女的入学、就业都得管；三是保供包销，主要原材料和产品都由国家按指令性计划分配；四是自办社会，所有辅助的生产、学校、医院、公安等机构一应俱全；五是不负盈亏，盈利上交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吃大锅饭。30多年来，这种国营矿山的模式己经走到了死胡同，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努力探索办矿新模式
中国工业报：发现问题就要着手治理，那么在治理矿山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
费子文：我们要求矿山职工动员起来，努力探索办矿新模式，主要内容涉及几个方面，一是人少效率高，多用农民轮换工。二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合理开发，综合利用。三是对辅助生产、生活等设施，尽量利用社会上已有能力。四是实行承包经营，自负盈亏。由于各矿山情况不同，总公司提出要结合自身实际去办，并宣布了八种不同的承包经营形式，要求新建矿山坚决按新模式去办。同时，决定成立总公司多种经营中心，每年投入2000万元，每年拿出1000万元补助老矿山在外围和深部找矿等。
四年之后的1991年9月，公司在云南易门铜矿召开第二次矿山会议，之前也进行了与过去类似的调查研究。这次会议树立了华铜、牟定两矿为多种经营样板，加之安庆、夹汫、锡铁山和水口山的康家湾等四种不同类型新模式办矿典型的涌现，使大家看到了希望。
但是，多数矿山仍然困难。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难以改变，国家仍在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也使我们认识到，有色工业和矿山的改革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
矿山问题直接牵涉到地质勘探，缺乏可靠的足够的地质储量，就谈不到开发矿山。过去总是宣传我国的有色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品种齐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除几个小品种外，大宗的铝、铜、铅、锌已发现和探明的储量都不多，且品质低下，开采条件不好。总公司拥有18个地质勘探局，共辖134个地质勘探队，职工7.6万人，力量相当雄厚。但当时平均每年获得的新增储量才19.1万吨，只相当于统配矿山年消耗的五分之一，入不敷出极为严重。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受我国地理和成矿地质条件所限，另一方面则是落后的体制因素。
当时的地质勘探队伍是事业单位，由国务院地质矿产部统一分配拨款，开始几年每年是3亿元左右，人均4000元/年，在吃饭和日常开销外，很少有资金去搞勘探，更难谈到更新设备和技术。此外，当时国家还有一个规定，勘探队只有建在县城邮路不到的地方，才能享受每人每天0.6～1.2元的野外补贴，这是个很大的诱惑，使所有勘探队都人为地以荒郊野外为基地，全面建成和矿山一样的小社会，生活条件比矿山更艰苦，所有勘探成果一律无偿地交给国家安排使用。
那时的队伍真是好样的，无论严寒酷暑，常年奋斗在荒郊野外，仍然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有色矿产资源，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政策很难充分调动勘探队伍的积极性。
在党组的支持下，总公司地质勘探局为了勘探队伍能集中力量做好本职工作办了两件事：一是多方筹集6亿多元资金，前后经历十年，把134个地质勘探队全部搬到了县城。二是大力开展多种经营，特别是发挥自身优势，在城市各种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承揽工程地质和水文工程等。他们的多种经营，在总公司内部是搞得最早也是最好的。
无奈实施矿山转产分流
中国工业报：新矿山可以按照高标准建设，对于当时老旧甚至亏损的矿山在建设上又采取了哪些措施？
费子文：当时国家虽提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但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更没有破产这一说。矿山关停后，人员往哪里去？并，谁愿意来并？所以我们只能选择转。
1992年7月28日，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在他的办公室听取了我们对矿山问题的汇报后，在书面报告上当面批准了我们的两项要求，一是国家每年安排矿山转产专项贷款2亿元，总公司再自筹1亿元。二是转产项目在建设中免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投产后的头三年及还贷期免收产品税、增值税和所得税。
上述贷款和优惠政策一直延续到1998年总公司解散。同年9月，总公司在北京召开第三次矿山工作会议，专门安排矿山转产。要求有关矿山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针对市场需要选准项目。强调新项目要学习乡镇企业的机制去办，不能办成“二国营”。安排总公司所属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一个单位帮助一个矿山，实施技术扶贫。
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很多，从总公司到矿山在思想认识到实际操作，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1994年7月，总公司在辽宁华铜矿召开了第四次矿山工作会议，交流总结了矿山转产分流的好经验，阐述了有色矿山生产经营的有关规律，强调科学办矿及继续加强勘探等。
1992～1995年，有色矿山开工转产共70项，总投资8.4亿元，其中国家专项贷款5.28亿元。除在建的23项外，办得比较成功的有27项，占57.14%，基本失败的8项，占17.14%，已建成尚待观察的12项，占25.72%。1992年，这些矿山共有在职职工17.86万人，离退休职工7.59万人，经转产分流，到1995年底，在职职工为15万人，离退休职工9.24万人。在15万在职职工中，从事矿山工作的有8万人，通过转产安排了1万人，利用原有存量资产安置了2万人，还有4万富余职工需要继续分流。
虽然在矿山工作上下了较大功夫，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国营地质勘探和矿业开发的改革尚处于探索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成功实现价格放开和期货交易
中国工业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价格放开成为经济发展中最为迫切的愿望。但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一些知名经济学者如履薄冰，而您在这方面却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为了加速有色金属价格与世界接轨的速度，您还创建了有色金属深圳期货交易所，并在伦敦国际交易所成功实现上市交易，其中的细节是怎样的？
费子文：有色产品过去一贯由国家定价，并实行指令性调拨，铝锭2760元/吨，电解铜5500元/吨，多年不变。国家进口的有色金属，也按国内定价分配。总公司成立时，执行国家定价的指令性计划占总产量的80%。价格不改革，企业生产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谈不到经济效益和自负盈亏，就得继续吃国家的大锅饭。
在价格放开这个问题上首先是总公司十分重视。价格双轨制实施后，经向国家有关部委的不断汇报和力争，到1992年，上交国家的平价统配资源已减少到生产总量的12.4%。1993年，进一步减少到3%，只有铜和锌两个品种。有的品种虽然名义上被列入指令性计划，但价格已随行就市，这才使有色金属的产量、品种、质量及价格真正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密切起来。
另外是吸取乡镇企业经验。1988年初，我和其他党组成员组织一批企业，对江苏、广东以有色为主的乡镇企业进行了系统考察。5月，在广州召开了深化改革座谈会。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乡镇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活力大大超过了我们。前者使用商品经济的机制办企业，直接面向市场；而我们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面向国家依赖国家。这在总公司上下引起了极大震动。
1989年末，在号召全行业攀登有色工业的第三高度的同时，我们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资金、两个市场的发展战略。
由于认识到国内矿产资源不足，总公司多次组织到国外矿业公司考察和谈判，也几度达成初步合作协议，但由于国家外汇不足，失去了不少机会。其中，1997年与美国铝业公司签订协议，利用海外融资，购置其40万吨/年的生产能力30年。这一协议顺利执行十多年，获利丰厚。
总公司先后在深圳、珠海、厦门、海口建立了特区公司，还在中国香港和十来个发达国家建立了进出口公司，以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矿产原料，推销我们的出口产品等。其中，深圳公司和香港东方鑫源公司成绩显著。到1993年底，总公司所属的合资、联营、股份制改造和进行资产重组的大小企业287个，其中中外合资企业84个。
1991年6月，总公司和深圳市合作，在国内率先成立深圳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铝、铜等八个金属品种，并制定了期货交易的一系列法规文件。1991～1998年的八年中，累计完成期货交易量4682吨，交易额8965亿元。1995～1997年，交易所的铝交易量分别占全国的52.9%、83.47%和62.27%，发挥了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价格的套期保值。
以上一系列改革的总目标，是在总公司的宏观调控下，把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同时增强了总公司在国际有色领域中的实力。从总公司成立，有色工业就从冶金系统分离出来，开始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之一，后来尽管总公司解散，管理体制一变再变，但有色工业的地位没有动摇，并日益发展壮大，这使我们这些有色工业领域的老兵们备感欣慰。
下个60年定会成就有色强国
中国工业报：在过去60年中，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重要的事件之一，您作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沧海巨变的见证者，能否展望一下下个60年？
费子文：新世纪赋予后来人以新的历史使命。近年我到过一些有色企业，目睹巨大变化感到惊讶和兴奋不已。
目前，有色行业还面临许多困难，如国内资源不足，乱采滥挖现象仍然存在，矿产品进口条件苛刻；环保要求高，电价上涨，成本上升因素多；历史遗留人员多，社会负担重，以及国有企业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并未完全解决；急功近利的重复建设不断发生；国内外市场价格波动大，非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半壁江山，竞争十分激烈，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短期难以消除，等等。
尽管他们面临着不少挑战，但是我坚信，这些都不会阻挡有色工业前进的步伐，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企业进入有序竞争后，我国有色工业的发展会更加科学、更加协调、更有创新、更有活力，不但是世界有色金属大国，而且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强国。
图片说明：在提出办矿新模式之前，费子文深入一线走访总公司下辖的23个矿山、18个地质勘察队，了解一线实际情况。图为费子文（右三）在小寺沟铜矿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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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是元素周期表中除了铁、铬、锰以外的64种金属元素的总称，可分为六类：一是轻金属三种：铝、镁、钛。二是重金属七种：铜、铅、锌、镍、锡、锑、汞。以上两类在我国称为十种常用有色金属，通常讲的有色金属产量就是指这十种，它占全部有色金属产量的97%以上，特别是铝、铜、铅、锌四种占95%以上。三是稀有金属27种。四是稀土金属16种。五是贵金属八种。六是半金属三种。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只能生产十来种有色金属，在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和批示下，各科研单位奋力攻关，到1962年，我国已能全部掌握64种有色金属的提炼技术。我国的优势品种为钨、钼、锡、锑，是传统的出口产品。在建国之初，这四种金属的出口一度占全国出口创汇的31%。其后，稀土金属突出起来，无论矿产储量、生产量和出口量，均为世界第一。
记者手记：
7月的一个下午，记者有幸采访到了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费子文。业内人士说，他是有色金属工业界的元老，那些在现代商战中攻城略地、霸气十足的企业家对他都很尊敬。
他个子不高，目光沉稳，语速平缓，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严厉，在整个采访中，不时宽厚地微笑。
作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他是一个真正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他和他的团队提出的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资金、两个市场的发展战略现在还在运用；他领导组建的深圳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加速了有色金属价格与市场的接轨；他任职期间实行的优先发展铝，积极发展铅锌，创造条件发展铜，根据市场需求发展其它有色金属的方针为现代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老干部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办公室的负责人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