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疲弱的消费需求严重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复苏进度，其家庭资产负债表遭受严重损害，居民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既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难补上，全球经济都呈现出总需求不足的状态。受外需萎缩、贸易壁垒、通货膨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产业受阻，激化了外需产业的产能过剩矛盾。
但产能过剩并非此次危机独有。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顽疾，历史上，我国曾出现过两次产能过剩：一是1996~1999年，出现产品积压，工业企业开工严重不足。据统计，1996年末全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4成处于闲置状态。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有10%。二是2005年至今，新一轮产能过剩问题凸现。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5年底有11个行业产能过剩，其中钢铁、电解铝、汽车等行业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等行业也潜藏着产能过剩问题。
从深层次看，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资金和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
此次产能过剩比以往更严重。产能利用率是考察产能过剩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经验，当工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5%以上时，代表设备使用率接近全部；当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表示设备闲置增多，产能过剩出现；工业产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时，为正常的产能过剩，低于81%时，为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都是比较严重的。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这要远远低于1978年以来中国的产能利用率达到72%~74%的平均水平。
笔者认为，治理产能过剩，除了通过企业破产、并购和重组等压缩生产能力，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等常规方式外，还应该从源头上入手进行顶层设计，按照“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改革推动”的原则，建立产能过剩的长效解决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