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炯天（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文明建设包括理念、文化、法律、政策、技术等很多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绿色矿山是矿业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要求，也是总体目标。
绿色矿山包括绿色开采和绿色分选。绿色开采就是控制住不让岩层塌陷，包括井下充填、地表植被保护等；绿色分选的概念来源于绿色制造，就是基于水循环与资源综合利用的高效分选。如果我们的矿山地没有塌陷，所有废物都用掉了，也就是绿色矿山了。
矿山从单一采矿到资源综合利用，现在形成了一个产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例如，以选煤为主，到矸石利用、高岭土利用、粉煤灰利用、水循环，整个形成一个产业园区。很多矿山这几年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发展的程度还参差不齐。
对绿色矿山和绿色矿山生态产业园区，不同矿山有不同的产业模式，有不同的循环利用模式。循环和产生经济效益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资源可以循环，但不一定能产生经济效益，这方面国家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翟勇（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今年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上报的一个法案是修改《循环经济促进法》，研究制定《资源综合利用法》。
矿产资源分两次利用：一次利用和二次利用。一次利用是从矿山开采到产品生产，这个过程中没有循环；二次利用过程中，从产品包括以后再利用或者再生利用，这个过程可能有循环。为什么有的能循环利用但不去循环，关键是循环利用有没有效益，所以资源综合利用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双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当用循环的理念去规范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问题没法规范。一次资源利用当中，比如尾矿问题，一方面它在污染环境，另外一方面大量资源不能得到很好利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尾矿问题应该属于资源综合利用的问题。矿产附产物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可以循环的资源，另一部分是经过处理以后不能循环或者没有价值的，那就是废物。废物有两个去向：一是掩埋焚烧，二是暂时储存下来，等未来技术允许的时候，也许它还有更好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概念给搞清楚。
现在循环经济强调的理念是废物资源化、废物再利用。《固废法》又说废物要进行处置，处置就是填埋。所以，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把概念科学化，废物就是不能再利用的，能再利用的就不是废物。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广义上的意思是指所有的资源利用形式，狭义上的意思是对一个资源用各种方法把它用完。我们现在讲的是狭义方面的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只是综合利用的一种形式。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是为了效益。当前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概念给搞乱了，优惠政策也没有了，都用到循环经济上了。而发展循环经济钱花了好多，土地占了，设备也买了，结果循环不起来。所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最关键的是要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姚华军（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作为国策，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与节约资源。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非常关键。在体制上，各个部门要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在转变政府职能上，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恰恰是需要得到加强的，要通过加强监管促进资源综合利用，而不是放开不管。
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考核，应突出综合效益最大化，不能单纯强调哪一方面。从国家层面来讲，就是要实现资源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大化，这就要从体制机制上加强统筹协调，制定标准体系，建立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
国家对此项工作还要继续重视和加强，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还不能停。基础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在先进适用技术上要引领甚至组织攻关。还有专项资金不能撒胡椒面，要给有技术突破或者有先进适用技术的企业。
许大纯（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副司长）：从2010年起，国土资源部加大了对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支持力度，这几年主要是以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专项为平台，并把其作为一项政策来大力推进。具体措施一是摸情况。去年国土资源部组织对22个重要矿种进行了“三率”调查评价。到今年底，我国矿产资源“三率”指标就可以搞清楚了。二是建立标准。综合利用得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谁高谁低就无法衡量。去年我们发布了5个矿种的标准，反响非常好，今年我们想再做10个。三是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我国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是在技术的推广应用上。去年我们推广了第一批62项先进技术，今年是30多项。今年“地球日”我们还搞了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平台，让先进技术找到适用的矿山，让有需求的矿山找到适用的技术，促进这些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再就是抓落实，抓制度的落实，抓“三率”标准的落实。今年在开发利用方案审查中我们要提出关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要求，比如“三率”指标，今后的开发利用方案里面必须达到“三率”指标，达不到的，开发方案就不予通过，采矿证就不发。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在我国实际上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认识还不统一。包括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例如在“三率”指标综合利用率这个概念上，就有不同的理解。但这项工作前景很广阔，作为政府部门，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往下推。
朱玉华（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秘书长）：矿产资源开发进入后期、晚期或者末期阶段，累计采出量已经达到可开采储量70%以上的城市，就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从2008年~2012年，国家分3批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三线”地区。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之后几十年里，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支撑经济建设，国家动员一切力量，建设了一批资源型城市，包括大庆和戈壁上兴起的克拉玛依。矿业城市为共和国建设提供了急需的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机械装备等物资，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经过几十年发展，资源型城市逐渐受到资源枯竭的威胁。一是城市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出现危机，生态环境恶化，耕地退化、盐碱化、沙化，水资源告急等问题逐渐出现。二是资源型城市区位条件差，自我发展能力比较弱。此类城市基本都是依资源开发而居，缺乏一般城市的开放性，经济体系处于封闭状态，城市社会服务功能紧紧依附于主导资源产业，缺乏自主运营的空间。三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高度单一或说具有非均衡性。资源型产业既是主导产业又是支柱产业，这样城市对资源产业的依赖性比较大。城市发展受到限制，城市功能也不健全，第三产业及可替代产业发展落后。
要建立矿山环境治理资金投入长效机制，将矿山治理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确保治理工作的连续性。要支持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治理工作，建议西部缴纳国家的矿产资源税费全额用于西部矿山环境治理工作。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参与保护和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积极性，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治理成效。
骆沙鸣（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过去一直讲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其实应该讲“四生一体”，还要关注生命的健康，也就是以人为本。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就能够达到生命健康，要站在更高的理念上来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科学布局，使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更好地统一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要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明确产业链各方的责任边界、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促进服务业，比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价公司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金融方面、环境会计标准准则等怎么跟国际接轨，只有把环境、金融这一块做大做强，才能够很好地支持企业把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做得更好。
对城市矿山，国内重视得还不够，今后还要加大这方面的支持力度。经过工业革命300年的掠夺式开采，全球80%以上的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从地下转移到地上，我们要想法实现它的规模化、生态化、精益化利用。要在城市矿山土地价格、金融配套、产业服务体系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王训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现在我们讲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如果还是不落到实处，那效率是很低的。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必须有法律保障。不仅要有法律体系，而且还要落实到位，也就是说对矿产资源不能节约、不能综合利用的企业，没有资格进入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如果谁批他进入，谁可能就违法。如果违法成本很低，而遵守规则成本很高的话，矿山企业就不会遵守规则。同时，还要在技术、文化等方面予以加强。
孙朝晖（全国政协委员、攀钢研究院钒研所所长）：我国钒钛磁铁矿储量占全世界钒钛磁铁矿储量的43.5%，攀西是我国第二大铁矿区，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率水平比较低，目前仍有提升空间，但存在很大难度，技术方面还需要突破。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将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作为一个重大专项进行重点支持，以进一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王书文（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副秘书长）：国家层面非常重视尾矿综合治理，七部委出台的“深入开展尾矿库综合治理行动方案”、国家发改委编写的《资源综合利用年度报告》里面都把尾矿综合利用专门突出了出来。国家在尾矿综合利用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发改委有“双百工程”，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安监总局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给予大力支持。
同时，技术上也在不断进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都提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技术、工艺，还出台了《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国土资源部发布了92项技术，这对尾矿综合利用是一个大的推进。像尾渣永磁技术，能利用磁的差异性把金属分门别类选出来，这个技术目前在世界上是比较领先的。
要提高认识，顶层设计，制定标准，推广新技术。对利废为目的的技改都应该做到优先支持。要修改有关循环经济的法规，调整税收优惠目录，进一步鼓励资源综合利用。为鼓励采用先进适用技术，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需要实行行业准入制度，必要时要进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认定。
薛亚洲（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处长）：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具有以下属性和特点：一是公益环保属性，既可以节约资源，又可以促进环境保护；二是资源属性，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有效途径；三是投入风险属性，资源综合利用投入高，加上违法成本低、费率固化，缺少完整的级差税费标准，在当前投入高于收益，具有增加生产成本的事实，技术资金风险较高。技术成本低、技术攻关周期短、能够实现企业效益增长或由于综合利用减少固体废弃物和尾矿排放从而节约稀缺的土地资源，解决企业燃眉之急才能够从客观上引起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重视。
从以上属性和特点不难看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所产生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效益一般大于经济效益，其公益属性大于市场属性。近几年来，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之所以得到地方政府和矿山企业的重视，一是有国家专项和补贴政策，二是由于重视此项工作所带来的激励效应。要使中央、地方、企业三者目标趋同，长期促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必须要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生态和环境成本内部化，建立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充分考虑企业经济效益，调整矿业产业结构和矿山企业利润结构，通过政府引导和税费调节，着力培育综合利用产品市场，将利润的主要来源引向对矿产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进一步强化综合利用管理工作在矿政管理工作中的地位,构建以“调查评价、示范引领、标准规范、监测监管、激励约束、税费调节”为核心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构建促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必须修订法律法规，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在法律中的地位；加强组织领导，打造工作平台，继续发挥财政专项的引领带动作用；改革目前的管理体制，明确职责任务，建立协调机制，统筹开展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等相关工作；开展专题研究，加强制度供给、动态调整制度体系，做好宣传工作，提升优秀企业软实力。
吴登定（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地质矿产处处长）：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在涉及面很广，要形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这样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或者一种产业模式，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目前情况下，涉及到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重大问题要能够先提炼出来，抓重点、带全局，真正在5年或者当前一段时期，对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有一个大推动。
建设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完善技术体系、产业模式，以及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来推动整个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长效机制要整体设计，发挥市场作用。要把通过综合利用来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区域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等方面统筹起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