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将“计划性淘汰”推向了一个新高度。随着IPhone5S等诸多产品的推出，尽管用了一年的智能手机完好无损，市民王先生再次排起长龙去购买最新手机。
像王先生这样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来自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已进入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高峰期，每年至少有1500万台家电和上千万部手机进入淘汰期，到2020年电子产品每年报废数量将达1.37亿台。
如此巨大量的电子淘汰品流向了何方？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一场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资源争夺战正在“正规军”和“游击队”间展开———
“游击队”基地：无锡有10多家
王先生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作为一个忠实“果粉”，他几乎拥有所有的苹果产品。“iPad、iPadmini、shuffle、nano，还有一些旧手机，加在一起十多部，我还专门腾出个抽屉来摆，都快成‘收藏家’了。”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年都会入新货，可新货变成旧货之后，怎么处理就成了问题，最近正头疼的是要不要换台电脑，“小件还过得去，这淘汰的电脑、电视机可怎么办？总不能腾出间屋子来摆吧？”
电子垃圾不宜闲置过久。资料表明，一块手机电池内的镉，可以污染三个标准游泳池的水；冰箱内的制冷剂、发泡剂是破坏臭氧层的罪魁祸首之一；电视机荧光屏中的汞、润滑油以及具有易爆性的显像管也是污染源。如果这些物质进入人体，则无疑对身体健康产生巨大影响。
不过外行人眼里的垃圾或危险品，在内行人看来却是“宝藏”。唐高(化名)这两天就很高兴，上个月29日，他通过朋友介绍从一家柴油机厂收购了100多台旧电脑。“这样的好生意不多，大多数货都是从小区收废品的那里收来的。像我这样专门做电子垃圾收集和中转的，无锡现在至少有10个。”在唐高的电子垃圾回收中转站，电视机、电脑、打印机等叠罗汉一样的堆在墙角；100多平方米的仓库内，塑料外壳、电缆、主板等归类分明；而工作台上，则是从主机里拆卸下来的硬盘、光驱等。
唐高告诉记者，他们只做简单的分类分装，每隔几天便能积攒到7至10公斤，然后再卖给广东的下家。“就是赚个差价，饿不死也发不了财。”虽这么说，但唐高还是新买了辆大货车，计划着把仓库再扩大三倍。
“正规军”企业：货源严重不足
“他们说，这里面能够提炼出金子的。”认为自己只从电子垃圾中赚了点“皮毛”的唐高，在采访中多次重复这句话。他去过几趟广东汕头，在无锡被简单分装的电子垃圾运到那里后被不同的买家拎走，然后粉碎、分解，那里的工人每天工资近百元。
唐高所言非虚。据了解，就金属提取量本身而言，电子垃圾比真正矿山的金属含量要高30%：每回收14吨废旧家电，可获得1吨铜；每1吨电子线路板中就可分离出0.45千克黄金、20千克锡，而某些电子元件中更是含有镓、锗等稀有金属。并且，通过再生途径获得资源的成本远远低于直接从矿石中冶炼加工的成本。
那么如此“富有”的回收，处置企业的生存状况如何呢？如今很少有人知道，2004年投建的全国首家电子废弃物处理厂就落户于我市新区梅村。“当时计划投资6500万美元、占地200亩。因为新区电子企业多，为这些企业配套投建的。”陈琪说。而他已经是这家企业“三易其主”之后的董事长，公司名字也由原来的“伟城环保”更换为“盛隆资源再生”。
据介绍，公司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早在2004年就已成熟，如果全线生产，仅黄金每天就能分解出5公斤，“这样的生产能力，至今在省内无人能出其右，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市区唯一具有国家电子废弃物处置资质的企业，但问题就是收不到货。”记者在粉碎、湿法车间看到，使用中的生产流水线不到二分之一，大多数进口设备均处于闲置状态。
遭遇相同难题的不只盛隆资源再生一家。位于宜兴的苏南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具有全省唯一“国家含汞灯管无害化处理证书”，拥有全国最大的专业处理生产线，年处理能力5000吨。然而，企业的开工率仅有20%，同样是严重的“吃不饱”。
相关的政策法规“时空”覆盖不足
事实上，电子垃圾回收处理“正规军”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这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不无关系。陈琪告诉记者，我国为了减轻环境负荷，曾于2009年对“四机一脑”等大件电器出台“以旧换新”政策，鼓励回收。政策的效果明显，2009年至2011年政策有效期内，不少正规企业出现，一般可回收“以旧换新”电器数百万台。但可惜的是，盛隆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当时由于诸多原因错失良机，也导致无锡没有一家企业具有定点拆解“以旧换新”电器的资质。
按照“以旧换新”政策，家电销售单位回收到“四机一脑”后送至定点单位销毁，定点单位每销毁一台电子垃圾，都会扫描条形码反馈给相关统计部门，统计部门再把数额不等的“以旧换新”的补贴返给销售单位，这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得以享受到的优惠。可伴随着政策的到期，“正规军”的回收力量又陷入僵局。“如果不是为了拿补贴，就没有销售企业主动引导消费者返售旧电器。”
对消费者而言，看不到电子垃圾背后的处理过程，影响他们选择的则是回收方式的便利性和回收价格的高低，“正规军”在资源争夺战中大多也敌不过“游击队”。“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也出不了太高回收价，毕竟‘游击队’没有环保成本、企业运营成本。”陈琪说。因此，公司的客户比较单一，九成以上“货源”都来自外资企业，“他们的环保意识比较强，并且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呼唤完善的回收处理机制、更高的环保意识
面对“吃不饱”的困境，盛隆资源再生有限公司选择延长自己的绿色产业链。目前，企业正投入大量物资进行技术研发，而从事研发的工作人员都是硕士以上学历，“以前只是从废弃物里提取资源，以后还要进行深加工，变废为‘宝上宝’。”陈琪坦言，企业“盘子”大，这两年只是亏损少了，但还是一直在亏，技术研发的压力目前很大。
不过在陈琪看来，除了内部转型升级外，外部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回收处理机制也很重要。他告诉记者，在日本，消费者要购买新的电器都必须出示旧电器的合法合规销毁证明，“以旧换新”已覆盖到多方面，老百姓的环保意识也在强制中得到提高。而在上海，有些电子垃圾回收处置企业主动开辟“工业游览地图”，向市民展示电子垃圾处理过程；还有的企业自发创立环境资源循环利用教育基地，“说到底，都是为了呼唤更多人的环保意识。”
环保专家建议，当前政府部门一方面要采取强制和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生产企业积极性，帮助企业设立回收点；另一方面要加大公共财政补贴力度，加快建立专业收运队伍，完善垃圾分类收集制度，确保电子垃圾合法合规回收。
